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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瓷知識:多管瓶

    陶瓷知識:多管瓶

    陶瓷知識 瓷磚知識 瓷器鑒別知識

    2020-05-30

    陶瓷知識。

    多管瓶——瓶的一種式樣。因器身肩部塑有向上直立的管,故名。直口,上有花形鈕蓋,瓶身有圓筒式和多節葫蘆式。宋代南北瓷窯均有燒造,以龍泉窯制品較多,一般為五管。北方磁州窯系也燒制,瓶體短而渾圓,肩部有直立六管,管粗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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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瓷知識:陶瓷”梅瓶“的演變


    早期:多樣化探索

    五代至北宋早期,梅瓶裝飾主要是胎紋釉理模式。

    五代岳州窯青釉劃花蓮瓣紋,高43厘米,廣東省博物館藏

    北宋中期開始,逐漸以范金琢玉式和文彩相彰式展開,分別出現了分層、分塊和單體折枝三種紋飾布局格式,口、頸部絕不會出現紋飾,脛足部時有時無,腹部或肩腹部成為裝飾的重心部位。

    北宋晚期耀州窯青釉刻花纏枝大朵牡丹紋梅瓶,高25厘米,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北宋晚期當陽峪窯白地黑剔花纏枝紋梅瓶,美國舊金山藝術博物館藏

    北宋晚期白地黑剔花纏枝紋梅瓶,高58厘米,日本蘆屋山口謙四郎藏

    北宋中晚期定窯白瓷刻花折枝牡丹紋梅瓶,高36.7厘米,江西永新縣北宋元祐元年劉瑾墓出土

    遼代梅瓶裝飾,集中突出腹部主題飾紋,只見分層和單體折枝兩種格式。

    遼代晚期赤峰缸瓦窯白釉刻劃花填黑釉纏枝牡丹紋梅瓶,高38.5厘米,遼寧朝陽大廟鄉鄧杖子村遼墓出土

    遼赤峰缸瓦窯白釉黑彩折枝紋小盤口梅瓶,高30.3厘米,遼寧建平縣馬場五十家子遼墓出土

    這種裝飾特點背后的原因有兩個:兩宋時期的生活起居方式和室內家具產生變化,即從唐人的席地而坐轉變為桌椅等高足家具,使得梅瓶的陳設位置產生變化。梅瓶的肩腹部是主要的視覺接觸面,因此也就成為裝飾的主題紋飾所在區域。

    另一方面,宋遼時期梅瓶的實用性功能要求必須配蓋、座等配件,梅瓶的口、頸部必然被瓶蓋遮擋,沒有裝飾的必要,下腹和脛足部也經常被瓶座遮擋而在裝飾上有所放松。

    北宋白釉珍珠地劃花梅瓶,高29.4厘米,河南三門峽市宋墓出土

    金代梅瓶的裝飾,流行多層式,北宋時作為分層界限的弦紋演變為帶狀紋。最流行的植物紋仍是纏枝,較多出現橫枝結構,這種橫枝結構的出現應該與多層格式導致每一層裝飾帶的高度被壓縮有關。單體折枝格式已經比北宋時期成熟,傾向于繪畫性。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有些梅瓶的口頸部也出現了紋飾。

    金代山西窯場茶葉末釉剔劃花纏枝大葉紋梅瓶,高33.4厘米,山西汾陽市杏花村汾酒廠出土

    金代磁州觀臺窯白釉黑剔花纏枝大花牡丹紋梅瓶,高30.8厘米,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金耀州窯青瓷刻花牡丹紋梅瓶,高30.5厘米,陜西耀縣出土

    金山西窯場白釉黑彩畫花折枝牡丹紋梅瓶,高38.3厘米,上海博物館藏

    金黑釉梅瓶,高41厘米,甘肅莊浪縣出土

    西夏梅瓶的紋飾布局獨特。口頸肩部一律不加紋飾,腹部大面積施加主題紋樣,脛部采用草率的罩釉工藝,形成半釉現象,往往劃雙弦紋作為脛部與腹部的分界。

    西夏黑釉剔劃花開光折枝牡丹紋梅瓶,高37.3厘米,內蒙古伊盟郡王旗敏蓋鄉西夏窖藏出土

    腹部的紋飾布局有三種形式:開光形式,多以漣漪紋為地,開光內均飾折枝花;纏枝形式,只有單層的劃花或剔劃花的纏枝花;分層形式,以兩道或三道劃弦紋將腹部分為二三層,腹部的裝飾帶或做開光或做纏枝等形式。

    主題飾紋均為植物紋,以牡丹、芍藥最為常見,還有形狀類似石榴、芙蓉等其他花卉的紋樣。裝飾帶常見波紋、卷草紋、葉狀紋及桃紋等。值得注意的是,常常會借扣口垛燒工藝在肩部留下一圈刮釉露胎痕,起到了裝飾帶的作用。

    南宋梅瓶的裝飾特征是:通過范金琢玉和紋彩相彰的模式,以刻劃花和黑彩畫花為主要手段進行裝飾,在越窯、龍泉窯、景德鎮窯、吉州窯等著名窯廠都有上乘表現。在紋飾布局上,也存在分層、分塊兒、單體折枝等傳統格式。分層格式也是分三層,有些分層加了開光,單體折枝最典型的表現在吉州窯黑釉剪紙劃花器。另外,從北宋繼承來的滿飾格式又分為三種:纏枝結構、單元四方連續結構、密棱紋結構。

    南宋景德鎮窯青白瓷印花折枝百花紋八棱梅瓶,高18厘米,安徽宿松縣南宋墓出土

    南宋吉州窯白釉黑彩畫花蓮紋梅瓶,高29厘米,安徽省巢湖市周酈村出土

    南宋吉州窯釉下褐彩畫花纏枝紋梅瓶,高32.7厘米,江西九江市省財經會計學校基建工地出土

    南宋中晚期吉州窯黑釉剔劃花折枝梅花紋梅瓶,高21.2厘米,江西省南昌縣南宋嘉定二年墓出土

    南宋早中期龍泉窯青瓷刻劃花纏枝牡丹蓮瓣紋梅瓶,高35厘米,浙江松陽縣古市鎮出土

    元:三層式布局

    元代梅瓶在紋飾布局上,分層、分塊兒、單體折枝都有,以分層最為常見。最能體現元代梅瓶紋飾布局特色的是景德鎮窯,表現為三層式布局更為成熟穩定。景德鎮青白瓷和青花的紋飾組織有所不同。

    元龍泉窯青瓷印花點褐彩開光露胎八仙第一種,借用織造的云肩紋,將肩部巧妙分隔為相對獨立的單元,拓展了使用繪畫性單體格式的可能;第二種,把肩部與腹部、腹部與脛部之間的分層帶加以拓寬留白,壓縮腹部主題裝飾的高度,空白帶顯得簡約、潔凈,發揮了以無勝有,有無相生的觀念和形式規律;第三種,引入情節性繪畫的形式。此外,云龍、鳳穿花、纏枝牡丹等也更傾向于繪畫性。青花梅瓶的帶狀紋非常豐富,構成形式多樣、面貌豐富的錦帶紋。

    元晚期景德鎮窯青花海水龍紋帶蓋八棱梅瓶,通高51.5厘米,河北保定市永華南路元代窖藏出土

    明清:三層式出奇求美

    明代,創造了最豐富和最具時代面貌的梅瓶裝飾面貌。由于在格式上難以出新,所以明代梅瓶便在裝飾上追求出奇。明代梅瓶裝飾幾乎調動了所有已知和已掌握的釉、彩、紋對梅瓶進行多種裝飾嘗試,其中使用最多的還是青花。在紋飾布局中,三層的分層格式成為絕對主流。

    明龍泉窯青瓷鏤空纏枝花卉紋梅瓶,高19厘米,甘肅華亭縣出土

    明中期景德鎮窯琺華釉青地淺彩蓮塘紋梅瓶,高36.8厘米,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明嘉靖景德鎮窯藍釉雜彩人物紋梅瓶,高28厘米,江西大余縣吉村公社游仙大隊明劉節墓出土

    明代早中期景德鎮民窯青花攜酒尋芳陸軍,字子仁,1967年生。2006年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獲美術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副研究員,先后涉足中外雕塑史、工藝史、陶瓷史、飾紋史、書畫史等研究領域。2014年由廣西美術出版社出版其專著《中國梅瓶研究》。

    陶瓷知識:梅瓶原稱應是經瓶


    在中國古代瓷器類型中,有一件小口、豐肩的瓶子,約定俗成為梅瓶。其源來自民國時期許之衡所撰《飲流齋說瓷》。書稱:“口徑之小,僅與梅之瘦骨相稱,故名梅瓶也。”這一定名,使其成為古代花瓶。史料證明,這與生產它的本來用途是不符的。宋代趙令畦在《侯鯖錄》卷三載:“陶人為器。有酒經焉,晉安人盛酒以瓦壺。其制小頸,環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饋人牲兼以酒。”置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達其義,聞五經至焉,束帶迎于門,所知是酒五瓶,為五經焉。”說明這種瓶是酒器。考古發掘材料也有證明。1951年安徽白沙北宋墓甬道西壁的壁畫上,畫三人一馬,馬后立二人,后者頭系藍巾,巾上系一卷,卷上墨書“晝上崔大郎酒”六字,雙手捧一黑色酒瓶,形制與今日所說的“梅瓶”相同。為什么這種形制的酒瓶稱為經瓶呢?《宋史·職官志》載,宋代皇帝特設講經制度,定期請大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翰林侍講學士等熟悉四書五經的官員任講官,設講筵。定每年二月至端午節,八月到冬至節為講經期,逢單日為皇帝講經,輪流講讀。這種講經制度,一直延續到明清。這種講經制度,派生出了講筵用酒,產生了一種特殊的酒文化。筵原指竹席,是一種坐具,所以座位叫筵。宋代,給皇帝講經的講位稱作講筵。講經結束后,皇帝總要設宴,款待執行講官及參與這一活動的眾官員,以表示君臣互學,團結友善的氣氛。由于講經總與酒宴聯系在一起,所以講經的筵席到后來就變成了酒宴的代稱。史載,明朝設“經宴”制度,皇帝聽經完畢,都要設宴招待講官及群臣。萬歷朝宰相張居正曾設定每十天舉行一次經宴,他主講,每次經宴都要上酒,裝酒的瓶子,就是這種青花“梅瓶”。1958年明定陵出土8件“梅瓶”都是作為御酒陪葬。因此不能稱出土的青花梅瓶為冥器。它是陪葬的生活實用品。桂林博物館珍藏的300多件“梅瓶”,大部分出自廣西桂林明靖江王陵區。1983年自桂林堯山明代靖江溫裕王朱履燾墓出土的青花雙龍戲珠紋高腰帶蓋瓶,出土時內裝滋補藥酒,有三只乳鼠浸泡其中,更說明了這種瓷瓶是裝酒所用。宋人稱這種“經宴”上特用的酒瓶為“經瓶”是有特定含意的。1、這種瓶裝的酒尊貴至上,對飲者是莫大的榮譽。2、使用這種瓶酒是高雅酒宴的標志。因此,恢復其本名“經瓶”是有必要的:1、古代無“梅瓶”這一稱謂。《飲流齋說瓷》沒有考證,杜撰為“梅瓶”。將酒具誤定為花瓶。2、經瓶原有覆蓋,本是帝王及貴族專用的酒瓶,蓋失后,雖可插花,但不能作為定名依據。3、恢復“經瓶”本名,則明確了其酒文化的歸屬范疇,有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開展。

    陶瓷知識:中國梅瓶器型之變


    總體來看,宋遼時期的梅瓶總體數量和器型樣式要比濫觴期的隋唐時期豐富得多,由于政治分裂和文化傳統的不同,宋與遼是單獨發展的,中原地區是梅瓶演變最活躍的地區,南方主要受中原地區影響,初步顯示出一些特點。

    北宋早期景德鎮窯青白瓷纏枝牡丹紋小盤口梅瓶,高39厘米,江蘇南京丁家山北宋景祐五年龍南宋、金時期,南北風格有別,各自進入一個興盛期。金代的梅瓶樣式極為豐富,除了以出節小口為標志的第八類樣式群以外,其他九個樣式群都有涉及,共55種樣式。最盛行以梯形小環口為標志的第四種樣式群,以折沿凸環小口、小撇口、盤口、橫展平沿環口為標志的第一、二、三、五類樣式群也是主流。整體來看,偏豐滿的高體,輪廓飽滿圓曲,分為兩種主要體態:一種是下腹斜直下收,挺拔沉靜;一種是脛部呈束腰狀,接外撇的喇叭形隱圈足,豐腴嫵媚。

    南宋梅瓶涉及七類樣式群,20多種樣式,著重于以盤口、梯形小環口、折沿窄唇口、直口為標志的第三、四、六、七類樣式群,樣式選擇繼承北宋南方梅瓶的流行樣式。體態多傾向于豐體,追求端莊豐滿,尺寸也相對比較整齊矮小,以20~35厘米最為常見,與北方梅瓶豐瘦高矮差異極大的狀況構成鮮明對照。

    南宋初期越窯青瓷刻劃花牡丹紋梅瓶,高20.2厘米,浙江慈溪匡堰鎮寺龍口越窯遺址第六期地層出土

    南宋官窯青瓷梅瓶,高33.5厘米,浙江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窯遺址出土,南宋官窯博物館藏

    南宋吉州窯釉下褐彩畫花纏枝紋梅瓶,高32.7厘米,江西九江市省財經會計學校基建工地出土

    南宋末期吉州窯白釉黑褐彩畫花梅竹蝴蝶紋梅瓶,高25.5厘米,湖北鄂州市汀祖鎮丁家坳村馬家塆南宋咸淳十年呂文顯墓出土

    南宋偏安一隅,文化重心南移,南宋官窯繼承了中原汝窯的傳統,出現兩種分野現象:官民分野和雅俗分野。南方墓葬隨葬梅瓶的現象比北宋時期南方的同類現象要興盛得多,其原因與偏安朝廷帶來的中原影響有必然關系。第四階段:元代,在世界文化交流大格局中,梅瓶出現統一性特點,分化則存在于器型和品質的差距。元代北方最流行的是以小撇口、梯形小環口為標志的第二、四類樣式群,南方流行以折沿窄唇口、直口為標志的第六、七類樣式群,形成南北二元格局,共52種樣式。北方梅瓶在北方各大名窯陸續衰弱的背景下,其樣式著重對金代的繼承,缺少創新,最突出的形式變化又給人一種奇怪和不適感,意味著北方梅瓶在元代開始走下坡路。而南方梅瓶在三大名窯持續興盛的基礎上,沿著南宋時確立的基本方向,靈活融入元代特有的新內涵,樣式不斷調整創新又不失度,在適中、沉穩、文雅等傳統格調中,兼容氣勢磅礴,氣度宏偉的新風尚,邁上新臺階。尤其是元代晚期景德鎮的青花梅瓶體現了時代高度。

    元黑釉劃葡萄酒瓶文梅瓶,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察哈爾右翼前旗元代集寧路故城遺址KM13出土

    金末元初磁州窯類型白釉黑彩畫花梅瓶,江西瑞昌縣碼頭村南宋寶祐五年馮士履墓

    元早期白釉黑彩書至元十九年銘文梅瓶,高18.6厘米,上海博物館藏

    元龍泉窯青瓷密棱紋梅瓶,高20.2厘米,韓國全羅南道新安郡海底元代沉船出水,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元前期山西窯場白釉褐彩弦紋折枝花梅瓶,高31.4厘米,底部有延祐元年墨書紀年文字,山西汾陽市杏花村酒廠出土第五階段:明代,以小撇口、盤口、折沿窄唇口、直口為標志的第二、三、六、七類樣式群成為主流,共43種樣式,比元代少了9種,梅瓶樣式繁衍進一步放緩;南北方梅瓶所處地位發生逆轉,南方梅瓶樣式占絕對多數,景德鎮成為核心產區;功能結構進入質變后期,明顯轉向了禮儀性和審美性。明早期在景德鎮設立御窯,采用小撇口的梅瓶樣式;明代中晚期與陶瓷史上官民競市的局面相一致。洪武、永樂、宣德時期燒造了高水平的梅瓶。永樂、宣德時期的梅瓶極為相似,極為流行一個樣式:規范化的小撇口、束頸,頸肩過渡柔和,圓寬肩,上腹鼓,下腹斜收,脛部內曲,足部直立或微撇,極淺的平底隱圈足。配寶珠紐、管狀舌的鐘式蓋。實例均為品質一流的青花和白釉器,優美、端莊、典雅、適度。

    明萬歷景德鎮民窯青花雙龍戲珠紋高腰帶蓋梅瓶,通高約37.5厘米,廣西桂林堯山明萬歷十八年靖江溫裕王朱履燾夫婦合葬墓出土

    明宣德款景德鎮御窯青花龍紋梅瓶,高55.3厘米,美國堪薩斯市納爾遜雅堅斯博物館藏

    明中期景德鎮窯琺華釉青地淺彩蓮塘紋梅瓶,高36.8厘米,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明初期北方窯場白釉黑彩畫花纏枝菊紋梅瓶,高36.5厘米,江蘇南京市戚家山明洪武二十二年南安侯俞通源墓出土

    明晚期景德鎮民窯青花松鶴鹿清代梅瓶全部出自南方窯口,共出現過22種梅瓶樣式,以撇口、束頸為特征的第二類樣式群就占了12種,表現出特征趨同的時代特點。御制官樣主導了清代梅瓶的審美趣味,小撇口、束頸、寬肩、鼓腹、下腹斜收、脛部內曲或呈束腰狀、脛足部直立或足部外撇,成為清代最具有時代特征的梅瓶樣式。清代梅瓶作為純粹的陳設器,單一的審美功能使器型走向完全藝術化的形態,在明代基礎上進一步精致化。

    清前中期石灣窯仿鈞藍白色翠毛釉梅瓶,高23.5厘米,英國格拉斯哥的伯勒爾藏

    清石灣窯粉藍釉梅瓶,高23.6厘米,廣東省博物館藏

    陶瓷知識:明代梅瓶功能轉變史


    就梅瓶自身的發展歷史看,明代的梅瓶在造型上經已完全程式化,但眾多材料表明它們在用途與使用方式上卻一反傳統。本文試

    宋趙令(或題趙德麟撰)《侯鯖錄》(趙令,《宋史》卷244有傳。燕懿王德昭玄孫,字德麟,早以才敏聞。元六年簽書穎州公事,州守蘇軾愛其才薦于朝,宣仁太后不許。后從高宗南渡,官至右朝請大夫,襲封安定郡王,紹興四年卒)卷三:陶人之為器有酒經焉。晉安人盛酒以瓦壺,其制小頸、環口、修身,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饋人牲兼以酒,置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達其義,聞五經至,束帶迎于門,乃知是酒五瓶為五經焉。

    宋袁文《甕閑評》卷六:今人盛酒大瓶,謂之經京瓶,乃用京師之京字,意謂此瓶出自京師,誤也。京字當用經籍之經,普安人以瓦壺小頸、環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者,名曰經。則知經瓶者,當用此經字也。宋趙彥衛《云麓漫鈔》(書前有趙氏作于開禧二年的自序,知該書成于是年以前)卷三:今人呼勸酒瓶為酒京蓋自晉安語,相傳及今。

    綜這三條文獻可知,宋人所述以環口、小頸、修腹為特征、晉安人稱之為經瓶、俗稱為京瓶的東西,和我們所說以小口、小矮頸、窄弧肩、深細長腹為基本造型特征的宋代梅瓶無二。看來今日所說的梅瓶在宋代原本就稱為酒經、經瓶或訛稱京瓶。而晉安人稱這種深細長腹的瓶為經瓶的原因,或許正如宿白先生言:經為南北、可訓為修長,重在用經道出它們深細長腹的根本特點。文獻在昭示這種瓶子的本名為經瓶的同時,又明確告訴我們它們是以一斗為基本容量的盛酒之器。

    典籍記載宋人量酒率皆唐舊制,仍以石、斗為單位。《宋會要》中的《食貨酒曲雜錄一》載太祖建隆二年四月詔:應百姓私造曲十五斤者,死;釀酒入城市者,三斗死,不及者等第罪。買者減賣人罪之半,告捕者等第賞之??三年三月詔:應私犯酒者,東京去城五十里、西京及諸道州府去城二十里,不許將外來酒入界并入州府縣鎮城門,犯者一勝以上不滿一斗,量罪處斷;一斗以上不滿三斗,徙二年、配役一年,告人賞錢十二千;三斗以上不滿五斗,徙三年、配役二年,告人賞錢十五千;至五斗處死,告人賞錢二十千。而同樣的記載也見于《宋史食貨志(下)》酒條:建隆二年,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刑,??三年,再下酒、曲之禁??民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諸州二十里,至五斗處死;所定里數外,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他一石,棄市。乾德四年,詔比建隆之禁第減之:凡??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處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這是官府以石、斗計酒的明記。賴此,晉安人陶瓦為酒經并以一斗為量應該說是有其社會與歷史背景的。再考宋代量制,一石為十斗,合120斤,斗當12斤,這應是當日經瓶梅瓶的基本容量。

    最早考定這類出土實物為盛酒之器,當首推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一書,其科學的考古根據是白沙宋墓壁畫所見人物形象中持瓶人頭巾上的墨書書上崔大郎酒一語和前引三條文獻。此外,先生列舉的旁證還有河南安陽天禧鎮宋王用墓(宋熙寧十年、當1077年)、《新刊全相成齋孝經集解》(元至大元年,即1308年刊本)、山西永濟永樂鎮永樂宮純陽殿《純陽帝君神游顯化之宋李嵩《水殿招涼實物、實物、圖象三種材料互證的方法來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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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瓷知識:“梅瓶”的起源、稱謂及歷史演變


    “梅瓶”在中國古代陶瓷研究領域中屬于單一器型,延續時間有千余年的歷史,同時它也是一種造型秀美、受到頗多贊譽的器物。但在目前的中國古陶瓷研究領域中尚未對其起源和造型的演變過程提出系統的看法。本文意在提出“梅瓶”的北方起源說,并通過宋、遼、金、元、明、清出土和傳世的實物進行排比對照,闡述它的起源,對其逐漸南傳的經過進行解釋。與此同時梅瓶的造型也經過不斷進化發展過程,直至清代末期“梅瓶”這個被文人雅士冠予的美譽,才成為人們對這種器物一種約定俗成的稱謂。一、梅瓶的起源任何一種藝術品的產生,一般都有一個演變進程,起初人類是為了適應社會生活的實際需要,制造出一些符合生產和生活需求的器具,在經過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之后,才逐漸發展變化成被后人賞譽的藝術品。“梅瓶”是一種自宋代以來在陶瓷造型方面比較常見的器物。它以小口、翻唇、短頸、頸肩之間形成近90度的硬折角,瓶腹鼓圓、腹脛瘦長,形成一種體態秀美的造型。對其優美的造型,每當人們談起時,無不津津樂道,贊口不絕。然而正是這種器物,它的產生是與我國少數民族契丹人豐富的想象力和生活實踐有著密不可分的淵源。契丹民族是我國北方少數民族的一支,過著游牧生活。在《遼史》卷三十二《營衛志》有“遼國盡有大漠,浸包長城之境,因宜為治。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畈,歲以為常。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缽”的記載。他們原居今內蒙、遼河一帶,原以游牧漁獵為生,后因經濟發展,“筑城而居”乘五代之亂“浮掠漢人”引起契丹族的內部分化,加之漢族高度封建經濟的影響,進入了初期文明階段。在唐代就與我國北方漢族和人民多有交往,對唐朝有朝貢,也有沖突,到唐武宗會昌二年,才又與唐朝恢復臣際關系。唐代末年,契丹首領耶律阿保機統一各部日漸強大,于907年即可汗,公元916年稱皇帝,年號神冊,國號契丹,民間或稱大蕃。契丹建國之前,唐昭宗天復二年秋,阿保機率領騎兵40萬侵入長城以南,在今山西、河北一帶掠奪漢人95000多人,駝馬牛羊不計其數,都被趕到潢水南岸,這些人、畜全部成了契丹的財富。陶瓷器從它產生的那天起,就成為了與人們生活密不可分的生活用具。“契丹人”正是運用了制瓷技術,生產出一種儲水器,也就是目前被陶瓷界經常稱作“雞腿瓶”的。雞腿瓶:瓶身細高如雞腿,小口、短頸、圓肩、收腹、上粗下細。器身保留有成型時的溝痕,肩部有的刻有類似契丹文的文字。在遼代墓葬中的壁畫上,我們也可以清晰的看到“契丹人”使用雞腿瓶背水的畫面。雞腿瓶設計的初衷是契丹人運輸和儲藏水的工具,因此,它的脛部作成近似于楔形,口部為短頸的翻卷形式,這就為在瓶上系背帶留下伏筆,口部的形式系結不會脫落,脛部的倒梯形可使套在上面的帶扣越往上提越緊。修長的瓶身也符合當時人們用于背水需要,小口裝水不易外灑,長腹碩肩盛水較多。為了增加瓶身的穩定性,雞腿瓶的底足制作得比較厚,給人以沉穩的感覺。筆者曾經去過內蒙古自治區的赤峰市的猴頭溝鄉,那里曾經是著名的遼瓷窯址,缸瓦窯的所在地。在它的附近,曾經發現有遼穆宗應歷九年遼駙馬贈衛王蕭婆姑墓,墓室在缸瓦窯附近,墓中出土的瓷器多系此窯的產品,據此可以推知缸瓦窯的始燒年代大約為遼太宗或遼世宗間,早于北宋的建國時間。本人在缸瓦窯調查時,見到過許多雞腿瓶的殘器,這就從另一個側面驗證了遼代雞腿瓶的出現要早于宋代的梅瓶。二、梅瓶的演變現藏故宮博物院的唐代邢窯白釉瓶,是一件器型上近似于梅瓶的器物,屬于大口器的一類。另外在唐代的岳州也有一種近似梅瓶的盤口瓶出土。將它們與梅瓶相提并論是否有些牽強,有待進一步的考古發掘結果。契丹人雖然是我國漠北的一個少數民族,從事著以漁獵為生的游牧生活,但是他們有著自身發展的文明史,創造了自己的文字和生活習俗。在與唐王朝的不斷交往過程中吸取和豐富了他們的文明進程,這種相互交融的過程促進了契丹人的手工制瓷業發展。就陶瓷的生產制作而言,由于唐三彩的盛行,遼三彩的生產就比較繁榮。同樣唐代北方白瓷生產趨于成熟,遼代白瓷近似于完美。任何一種陶瓷器型的出現是離不開生活的,唐代瓷器多仿制金銀器的器型,遼代則往往根據自己的生活需要生產陶瓷器物,雞腿瓶的出現就說明了這一點。當“梅瓶”在北宋出現時,還保留遼代雞腿瓶烙印,例如現藏故宮博物院的宋代定窯刻劃梅瓶,1974年河南省鎮平出土的磁州窯白地黑梅瓶,耀州窯青釉刻花牡丹紋梅瓶。它們的肩部雖然較雞腿瓶隆起,但口部、脛部與雞腿瓶十分相象。在宋、遼對峙時期遼代缸瓦窯生產的梅瓶與宋代的風格才十分接近,這就是1974年在遼寧省法庫墓出土的白地褐彩刻花牡丹紋梅瓶。北宋中晚期是陶瓷生產的繁榮階段,在不斷吸取其他民族的先進經驗后,逐漸形成了梅瓶的自身進化和發展,并出現了自己的風格。此時的梅瓶千變萬化,口部變化也比較多,肩、腹的變化也呈多樣化的形式。可以說此時的梅瓶已經完全脫離了早期雞腿瓶模式的束縛,成為一種獨具代表性的造型品種,完成了演變過程。金代的梅瓶造型繼續保留了北宋初期的北方時代風格,其代表作有:1972年河北省獻縣出土的金代磁州窯“蘆雁“梅瓶口細而項短,肩極寬博,至脛稍狹,折于足側微束,口徑之小僅與梅之瘦骨相稱,故名梅瓶也。宋瓶雅好作此式,元明暨清初歷代皆有斯制。”溯本求源,在遼史上目前尚未發現對梅瓶這種器物的記載,這就說明它只是一種極普通的日常器物,只有口口相傳,沒有被文字記錄下來。時至宋代也沒有梅瓶的專門的稱謂,似乎只有宋人趙令疇的《侯鯖錄》中“陶人之為器有酒經焉,晉安人盛酒,似瓦壺之制,小頸,環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饋人牲兼以酒,置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達其意,聞五經至,束帶迎于門,乃知是酒五瓶為五經焉。”這種“經瓶”應該不屬于梅瓶,應該是“遼天慶六年”張世卿墓后室南壁‘侍者進食’壁畫箱桌上面與注壺擺放在一起那種酒瓶。我們從這幅壁畫上看到的擺放在下面的“梅瓶”,只是一種不能上桌注酒的“酒壇子”,因此“梅瓶的稱謂也就很難被史書記錄下來。至于明代有關梅花的記載,如《梅史》,《瓶花譜》,《長物志》,《遵生八箋》等均沒有提到梅瓶一詞,明代梅瓶多用于陪葬,也就很難出現梅瓶這樣典雅的稱謂。看來這只是由于明代文人雅士對梅花的大加贊賞,才出現后來將梅花的清風瘦骨與“梅瓶”的造型相聯系,引出了我們現在對梅瓶的稱謂。綜上所述,藝術品的產生離不開勞動人民的生活和實踐創造,梅瓶的出現與當時的民族生活習俗和生產力水平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人們對它的認識也在不斷發展與提高。因此,梅瓶的發展過程是一個從實用器演變成藝術品轉化過程,這也是藝術品形成的一般規律,也就是說生活和勞動是創造藝術品的真正源泉。每當我們對它們進行分析研究時,不能離開當時的社會背景。否則分析就會產生偏差,影響對這類器物的全面認識。

    乾隆彩瓶施釉17種堪稱“瓷母”_陶瓷知識


    各種釉彩大瓶(故宮博物院網站提供)

    這是一件在當時號稱制作工藝最為復雜的瓷器。整件瓷器從上到下用了多達17種的釉、彩以及工藝,可謂眼花繚亂、目不暇接。這些釉和彩,如果只是單一使用,對于燒制一件完整的瓷器來說都不是難事兒。可它難就難在讓那么多釉、彩在同一件瓷器上出現,這只有在對燒瓷技術熟悉得爐火純青,對各種釉、彩的性能了如指掌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現。

    讓我們從上到下仔細端詳一下這件瓷瓶上的釉彩工藝:金彩,用在瓶口沿,瓶的螭耳以及各色釉之間的間隔條上;紫地花卉紋琺瑯彩一周;藍地花卉紋琺瑯彩一周;仿汝釉一道;青花纏枝花卉紋一周;松石綠釉一道;仿鈞釉的窯變釉一周;斗彩纏枝花卉紋一周;模印皮球花圖案的粉青釉一周;霽藍釉描金一周,其上有12幅長方形開光,內繪粉彩吉祥圖案,其中6幅為寫實圖畫,分別為“三陽開泰”、“吉慶有余”、“丹鳳朝陽”、“太平有象”、“仙山瓊閣”、“博古九鼎”;另6幅為軋道粉彩萬字、蝙蝠、如意、蟠螭、靈芝、花卉,分別寓意“萬”、“福”、“如意”、“辟邪”、“長壽”、“富貴”;仿哥釉一周;青花纏枝蓮紋一周;繪蕉葉紋的淡綠釉一周;紅地描金彩回紋一道;仿官釉一周;醬釉描金花紋一道。

    在這些釉彩中,青花、仿官釉、仿汝釉、仿哥釉、仿鈞釉、粉青釉、霽藍釉等屬于高溫釉,需用1250℃以上的高溫才能燒成;粉彩、琺瑯彩、金彩、松石綠釉屬于低溫釉,需用700~1250℃的低溫燒成。另外,青花屬于釉下彩,粉彩、琺瑯彩、金彩屬于釉上彩,斗彩屬于釉上彩與釉下彩相結合的釉彩。如何能全局統籌,充分發揮各種釉彩的特性而又互不妨礙,是燒成這件瓷器的關鍵!

    清代乾隆時期的景德鎮御窯廠,在乾隆皇帝好古追奇的驅使下,聚集了一大批能工巧匠,再加上督陶官唐英的苦心經營,各種新奇靈巧的制品層出不窮。這件素有“瓷母”美稱的各種釉彩大瓶,體現了當時制瓷工藝的登峰造極,傳世僅此一件。

    陶瓷知識:子仁:中國梅瓶器型樣式的演變


    從隋至清,歷經1300多年演變,梅瓶形成了極為豐富的器型樣式,子仁在《中國梅瓶研究》中,以器型分類與歷史演變兩個角度清晰展示了這種變化。

    梅瓶器型分類:十類樣式群

    子仁根據梅瓶的口部、頸部、瓶身、足底等形式特征將中國梅瓶器型分為十類樣式群,每個樣式群又細分為數個或數十個樣式。

    第一類樣式群:以折沿凸環小口為標志,流行于隋代至明代。

    唐初期白釉梅瓶,高36厘米,陜西西安東郊韓森寨唐乾封二年段伯陽墓出土

    第二類樣式群:以小撇口或小侈口為標志,口唇以圓唇、卷唇為主,也有較薄的尖唇,頸部以束頸為主,所含樣式從唐代到清代。

    元鈞窯紅斑天藍釉梅瓶,高37.2厘米,河北省博物館藏

    第三類樣式群:以盤口為標志,頸部包括無頸、束頸和柱頸,包含的樣式從五代到明代,清代極少。

    北宋中晚期青白釉大盤口梅瓶,高37.1厘米,安徽宿松縣隘口洛土村北宋元祐二年吳正臣夫婦合葬墓出土

    第四類樣式群:以梯形小環口為標志,頸部分為無頸、束頸、短柱頸。最早的樣式見于遼代早期的北方遼境。中原地區在北宋中期開始出現,不久傳到南方,金代是最興盛的時期,元代主要流行于北方,至明代衰落。

    北宋白釉珍珠地畫花纏枝牡丹紋梅瓶,高38.5厘米,河南方城縣官莊村出土

    第五類樣式群:以橫展平沿環口為標志,頸部以較長的柱頸為主,顯得很秀氣,主要見于北宋中期至金、西夏。

    北宋中期定窯醬釉梅瓶,高23.3厘米,江蘇鎮江市南郊北宋熙寧四年章岷墓出土

    第六類樣式群:以折沿窄唇口為標志,絕大多數為小口,兩宋多為圓唇,元代還出現了方唇和較薄的尖唇,頸部一律是柱頸,南宋到明代極為流行。

    南宋早中期龍泉窯青瓷刻劃花纏枝牡丹蓮瓣紋梅瓶,高35厘米,浙江松陽縣古市鎮出土

    第七類樣式群:以直口為標志,唇部分為圓、方,柱頸由短變長,流行于北宋中期至明。

    明中期景德鎮民窯黃釉絳紅彩劃花云鳳紋梅瓶,高19.5厘米,江西省南昌縣明嘉靖三十五年墓出土

    第八類樣式群:以出節小口為標志,頸部包括束頸和柱頸,在最流行的南宋,頸部多呈上細下粗的短柱頸,包含樣式從北宋末期到清代,但各朝代間看不到連貫脈絡。

    清康熙款景德鎮御窯天藍釉暗月牙耳梅瓶,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第九類樣式群:遼晚期至元代的雞腿瓶,主要流行于遼國統治的核心區域,均為小口,口內沿轉折方硬,瓶身在遼代晚期極為高大、瘦長,金、元時期逐漸變矮變瘦。

    遼大安七年款茶葉末釉劃文梅瓶,高64厘米,遼寧凌源大河北鄉遼墓出土

    第十類樣式群:以腹部和足部間呈現明確向內轉折的餅形足和圈足為標志,瓶身因此極少有S形輪廓線的變化,而以豐體的卵形、繭型、筒形、楔形等形狀為主。口頸部均為小口、短頸,囊括了多種口形。包含樣式始建于五代和遼早期,以北宋時期最多,南宋到元明均有流行。本樣式的梅瓶與人們一般印象中的梅瓶是最不像的,但實際上也有梅瓶的本體性功能,基本滿足梅瓶的小口、短頸、長身的基本特征。

    五代岳州窯青釉劃花蓮瓣紋,高43厘米,廣東省博物館藏

    在子仁的樣式劃分中,口部、頸部是主要依據,瓶身只是輔助依據。子仁認為,口部、頸部的特征比較明顯,而瓶身特征具有相對性。絕大多數梅瓶的肩、腹、脛三個部位的形體轉折都是連貫、流暢的圓轉形式,即使轉折關系足夠明確,也因含蓄、微妙的輪廓變化而顯現出極大的相對性。如同樣是修腹,隨著瓶體最大腹徑的寬窄變化而導致瓶身比例的差異,呈現出不同的體態。又如,寬肩是梅瓶的一個流行特點,在它與下腹、脛足部的粗細變化對比中也是相對的。

    梅瓶歷史演變:六個階段

    從隋至清,幾乎每個時期都會有數十種梅瓶樣式并存,尤其是在宋代,多達58種樣式,即使是到清代樣式趨同化,也仍多達22種樣式。不過,在大的時代背景下,梅瓶也呈現了一定的階段性時代特征,子仁把這個演變歷程劃分為六個階段。

    第一階段:隋唐時期,此為濫觴期,樣式比較單一,只有以折沿凸環小口、小撇口為標志的第一、二兩類樣式群共4種樣式,集中分布于關中、河南這一中原核心區。

    隋玻璃梅瓶,陜西西安隋大業四年李靜訓墓出土119號

    唐中期白釉梅瓶,高42.5厘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第二階段:五代、北宋、遼時期,梅瓶史上的第一個高峰,所有樣式都出現了,本體性功能確立,禮儀性和審美性不同程度體現,以器型為主,裝飾為輔。

    北宋最流行的樣式是小撇口和盤口為標志的第二、三類樣式群梅瓶,也是北宋發展最充分的兩個樣式群。

    北宋末期井陘窯醬釉刻劃天威軍官瓶文梅瓶,高46.5厘米,河北鹿泉南海山北墓區北宋墓M9出土

    北宋晚期汝窯天青釉刻劃云龍紋大盤口梅瓶,高30.4厘米,河南寶豐清涼寺汝窯遺址北宋晚期地層出土

    遼代梅瓶整體偏瘦高,最有特點的是第九類雞腿瓶和第四類的梯形環口瓶,瓶身上部圓鼓,下腹斜收并略有內曲、整體細長高挑而重心極不穩。

    遼晚期茶葉末釉帶契丹文款梅瓶,高64.9厘米,內蒙古巴林右旗遼慶陵出土

    遼晚期白釉梅瓶,高31.1厘米,遼寧凌源市城關鎮八里堡村拉木溝遼墓出土

    遼早期茶葉末釉牛腿瓶,高54.8厘米,內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青龍山鎮遼開泰七年陳國公主駙馬合葬墓出土

    總體來看,宋遼時期的梅瓶總體數量和器型樣式要比濫觴期的隋唐時期豐富得多,由于政治分裂和文化傳統的不同,宋與遼是單獨發展的,中原地區是梅瓶演變最活躍的地區,南方主要受中原地區影響,初步顯示出一些特點。

    北宋早期景德鎮窯青白瓷纏枝牡丹紋小盤口梅瓶,高39厘米,江蘇南京丁家山北宋景祐五年龍8厘米,江蘇鎮江丹陽縣大泊公社北宋熙寧十年墓出土

    北宋景德鎮窯青白瓷劃花纏枝花紋梅瓶,高32.6厘米,英國不列顛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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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瓷名詞:橄欖瓶


    橄欖瓶——瓶的一種式樣。撇口,短頸,肩、頸部內收,腹部微鼓,足部外撇,口、底大小相若,瓶體似橄欖,故名。宋代河南登封窯創制,清代仍有燒造,造型略有變化,頸部稍長,勻稱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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